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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后评 | 杜甫，那个孤独的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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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9日，北京评协组织文艺评论家代表赴首都剧院观摩话剧《杜甫》。“观后评”栏目第十六期选取许波的长评文章，从该剧的人物塑造、戏剧结构等方面分享观剧感受。
唐玄宗天宝年间，杜甫与诗友李白、高适同游汴梁，正在单父台斗诗游乐之际，惊破霓裳羽衣曲，也惊散了诗朋酒侣，李白寻归庐山，高适入哥舒幕，杜甫也奔赴长安。
数年后，杜甫仕途失意，携家眷走巴蜀，路遇成州小吏抓兵，讲理不得反遭奚落，随转道投奔世交严武，又见其兵骄将悍，恐难相处，悄然折向成都，在浣花溪畔盖个草堂，以为栖身之所。
得知杜甫境况，正在巴蜀一带任职的高适和严武先后造访草堂。高适推衣送食，严武更有过之，诚邀杜甫入幕，又举荐杜甫为参谋，并工部员外郎。
杜甫满心高兴，入了严武幕府。不多久，二人却因政见不合，个性相悖，爆发龃龉，怒目相向以至不欢而散。
退居草堂的杜甫，心情抑郁，新朋苏涣来访，为他剖析冲突的根由，杜甫内心折服。时值秋令，狂风大作，茅屋为秋风所破。诗人虽为风雨所苦，犹然发出生命的强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由此出走湖湘。天阙换过几朝皇帝，杜甫在梦幻中遇见苏涣、当年诗友李白、高适，挚友严武，十年离乱，沧桑变幻，物是人非......杜甫表示，蓝天白云才是鸟的故乡。
江湖暴涨，杜甫死于江浒，唯有他的诗歌永远回响在辽阔的中华大地，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杜甫，那个孤独的歌者
许波(《中国电影市场》杂志社社长、主编)杜甫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满了爱国爱民、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因之自唐以来，他的诗被公认为“诗史”，他的人也被后世称为“诗圣”。杜甫所处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时代，既经历了开元盛世，也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他的一生是和他的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年间那“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的。作为诗人，以诗歌描绘出那个苦难时代的生活画卷既是他的使命，更是他的精神寄托。同时，也正是因为紧扣时代脉搏、紧贴底层人民，也促使他更注重诗歌的形式，使其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更臻完美。
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出品、郭启宏编剧、冯远征导演主演的话剧《杜甫》，以舞台艺术的形式将杜甫的形象、人格及精神内涵展现在观众的“眼前”，将杜甫的政治抱负和艺术追求具象化地表现了出来，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内心丰富、不懈追求的“孤独的歌者”的形象。
戏剧评论家林克欢曾经说过：“戏剧表现的是关乎人以及人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人的生命状态、人的生存处境始终是戏剧关注的中心。”他还说：“伟大的戏剧，拨动千百万人心弦的戏剧，肯定是那些表现生命的躁动、宇宙的微茫，让人领略人生的况味与宇宙的深境的作品。”《杜甫》正是这样一部“关乎人以及人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关注“人的生命状态、人的生存处境”的“表现生命的躁动、宇宙的微茫，让人领略人生的况味与宇宙的深境的”优秀戏剧。
除序幕外，全剧以杜甫人生最后一个时期——漂泊西南时期的生活和经历为主要情节线索，将诗人精神的苦闷、理想的破灭、境遇的穷窘、生活的贫困，具体而微地呈现在舞台之上，将一个追求理想的狂狷之士的内心孤独、精神苦闷展现在观众的面前。
在杜甫身上集中反映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人阶层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在政治上，杜甫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为帝王师”的政治理想和精神追求，他“窃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济时肯杀身”，有着为国家社稷、黎民百姓舍身忘我的理想担当。正因为此，杜甫才积极入世。然现实不断给予他各种打击，其政治理想一个个被击破。
剧中虽未正面描写他因房琯事被唐肃宗罢官，但通过他和严武龃龉的情节，以及他同严府其他幕僚的矛盾、对高适的态度等侧面展示，观众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杜甫的政治理想与现实社会、现实政治以及政治体制之间的巨大差距，正是这种巨大差距的存在，注定了杜甫的政治理想不可能得以实现，也印证了他的政治追求、政治理想的虚幻性，它们不过是杜甫个人的一厢情愿而已。当他从严府退回到浣花溪的草堂，他的失落，他的失望，他的不甘，他的抑郁……通过演员的表演淋漓尽致地被表现了出来。
及至苏涣“点拨”，杜甫彻底认清了自己政治追求的虚妄，其内心的孤独与愤激之情借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抒写与吟唱迸发而出，激起极大的戏剧张力，将杜甫的精神气质彰显到极致，诚如该剧编剧郭启宏所言：“比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不被世人理解的堂·吉诃德，恍惚中他在大战风车，与虚无相搏击，这应该就是杜甫！”也正是在这些地方，杜甫的“生命状态”“生存处境”“生命的躁动”被凸显出来，凝练而深沉，力量感极强。
政治理想的失落使得杜甫将人生追求、精神寄托更多地转向艺术创作。杜甫对自己诗歌创作始终充满自信，他自幼受到良好充分的教育，“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十四五岁时便开始“出游翰墨场”了。他不到三十岁时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流露出杜甫对包括诗歌创作在内的一切事业的雄心壮志。对诗歌创作杜甫是有充分自信心的，在剧的序幕部分，名头不大的杜甫与当时已然名满天下的李白、高适同游汴梁，在单父台斗诗，杜甫表现出对自己创作的绝对自信，丝毫不惧大名鼎鼎的李白、高适。然而，当政治理想失落的杜甫全身心投入诗歌创作时，现实却再次给予了他无情的打击——他的作品不为当代诗人、当代艺术“圈子”所承认——没有一个选本遴选他一首诗。他“沉郁顿挫”的诗风、贴近现实的内容与当下诗坛格格不入。
正如剧中严武之母所言：“杜甫的诗是属于后代的，其价值要在后世才能显现出来。”艺术创作不被承认，没人理解的苦闷与痛苦吞噬着杜甫敏感而丰富的内心。在他“梦中”与苏涣关于“诗的江湖”的谈论中，他将自己对当下诗坛的不满、不忿、不服痛快淋漓地表达了出来。但杜甫并没有沉沦，而是在创作中对诗歌无论音律还是用词都进行了更严苛的雕琢，所谓“老去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用自己的创作与时代抗争，与命运抗争。
在全剧最后的“余韵”一场，杜甫使用大段独白，完成诗圣的自我评价——“诗的江湖谁最棒，只有你，少陵野老杜子美。”——这段充满激情的独白，通过舞台上演员的倾情演绎尽情挥洒，撑起了杜甫精神世界的屋顶。一个内心极其丰富精神极其饱满的饱受时代和生活双重打击的“孤独的歌者”的形象，活脱脱地立在了舞台的中央。
《杜甫》的舞美设计使用了“线型山水”的理念，用写意的线条、金属感十足的架构、漫天飞舞的“神火幽花”等营造出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空间感，给观众带来一种“人在画中走、诗中游”的意境。在导演冯远征看来，《杜甫》的舞美不能是写实的，而应该是写意的，同时还要是大开大合的，“因为杜甫的一生仕途蹭蹬、生活困苦，舞台表现很容易掉入写实戏剧的圈子里，因此希望在舞美上更加具有诗人的气质。”
在《杜甫》之前，由剧作家郭启宏创作的话剧《天之骄子》《李白》《知己》并称为“文人三部曲”，均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并成为该剧院的保留剧目。加上《杜甫》，应该是“文人四重奏”了。四部戏的共同特点是语言华美、诗意盎然，堪称诗剧。同时，四部戏都对历史、历史中的个体，以及人性、人的精神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如果说《知己》展现的是朋友之义和对传统知识分子操守的颂扬，那么《李白》和《天之骄子》则是对传统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的艺术抒写，而《杜甫》则传递出传统知识分子在身心俱受打击下的不屈与抗争。
这四部戏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折射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才情与智慧，以及弱点与局限，丰富了中国的话剧舞台。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四部戏所表现的历史和历史人物，可以引发观众思考并关照当下的社会和社会生活中的人。正所谓“以史为鉴”“以古人为鉴”。